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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统边疆观的困境：单线叙事遭遇挑战

 

　　从19世纪的全球史来看，发源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它不仅成为殖民主义国家从欧洲为中心来观察世界、控制世界的知识工具，而且也成为刺激帝国内部“民族”觉醒的利器。曾经在欧亚大陆称雄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在内外力量的影响之下被肢解。同在帝国之列的大清王朝虽然遭到殖民主义的重创，帝制解体。不过，清朝的疆域却大体保留下来并先后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并进入到现代国家行列当中。这一奇迹般的凤凰涅槃，使得“中国”现象成为世界史中的一个特例。在西方视为“中国本部”外的内陆欧亚边疆的西藏、新疆、蒙古与东北地区，并没有随着帝国体制鼎革而雪崩式地瓦解，完全不同于被欧洲列强称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制被颠覆后，整个帝国疆域分崩离析。

 

　　20世纪中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西藏、新疆与蒙古和中国本部一起曾构成了大清帝国的一部分。清廷被推翻后，中国人有相当的权利来继承前朝的属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一种说法也颇有道理，即清廷不过是这帝国各部之间唯一的联系而已，清廷既遭推翻，各族人民有权走他自己的道路。”但是，从效忠皇帝转向效忠民族国家，需要稳定的“国家认同”。事实上，具有现代民族主义特征的“中国认同”并不具备条件。而在前现代中国内部生成的凝聚力，却发挥着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中国认同”，并具有一种支配性的影响，很多外国学者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话”。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中国学领域内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对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这一现象在“革命史”框架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是通过阶级斗争学说来解决，任何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朝代更替和边疆民族冲突都在阶级斗争史下得到了完满的解释，中国史的完整性由此得到了保证。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结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换言之，被压迫阶级的共同身份是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保障。到20个世纪80年代，革命史叙事进一步遭遇到两大挑战：一是“改革开放”作为既定国策，现代化史成为历史叙述的主流，现代化史首先要回答“谁的现代化”？这就必须回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二是随着苏联解体与中亚诸国的独立，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下，承认中亚的独立国家，就是承认了民族主义。“现代化史观”也同样刺激族群民族主义的情绪上扬，这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

 

　　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前，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其实就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这一理论视角包含着克服民族主义单线史观的意义。民族史在增强民族内聚力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建立排他性的边界。因为国家主义史观与民族主义史观是在同一个范式下产生，这一内在的知识困境正如北京大学罗新教授所指出，20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建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提法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努力，大概可以算是这一全球性趋势中的一部分。可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是接受和承认近代民族观念、概念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其中之一。为越分越细的民族服务的史学，以及为基于主权国家的大型或超大型民族（国族）服务的史学，由于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史学，并没有从民族主义史学与生俱来的内在理论陷阱中脱身。

 

　　这一张力还涉及到“中国史”与“民族史”两个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关系。它们都要处理“近代”这一问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发现，“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即各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对话外，在其他领域则显得较为沉寂，造成了两个学科的割裂。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中国近代史学的民族史研究简单为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国民族史学的近代史研究又受到单一‘民族政治史’研究模式的限制，不能为中国近代史学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这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不止是“中国史”与“民族史”之间学科割裂，同时，还有学者倡议在“边疆史地学”基础上建设“边疆学”。无论如何，这些学科之间难以回避一系列问题：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边疆史、中国近代民族史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学科边界如何划分？民族史和边疆史是特殊的中国史吗？相互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特别是“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会不会分割国家认同？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得到回答。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史与中国史是一个等意语。白寿彝先生《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一章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不过，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把“中华民族史”置换为“汉族史+各少数民族史”；或是置换为“中原地区史+边疆地区史”。四川大学石硕教授一针见血地批评说：目前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形成了“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两种体系，前者以华夏正统为主线，并主要按中原地区朝代演变、更迭来书写。后者则主要是以二十四史中“四夷传”为主干材料，集中来写今天少数民族或历史上属于非汉族人群的历史。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民族史”，大多属于这一类型。之所以形成这两种不同的书写体系，主要和二十四史的文体及分类体系有关，确切地说，也是和历史上的传统士大夫的“中国观”和立场有关。因为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对周边四夷始终存在着一种轻视、排斥或歧视的倾向。在这种历史叙述中“中原中心观”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两种中国史体系被彼此割裂，完整性得不到表达。

 

　　对于“汉族史+各少数民族史”和“中原地区史+边疆地区史”这种历史书写范式背后是对时间与空间的单向化理解，汪晖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以民族为单位书写历史，意味着将区域的扩展置于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的轴线上，而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书写历史，则通过空间的规划将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置于统一的时间框架之下。前者以民族认同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通过对抗统整性的叙述，重构另一层次的统整性逻辑；而后者将区域关系整合到全局关系之中，虽然不否认区域的内部差异性，但力图按照行政区划将这些关系的有机性置入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之中。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提出的“内亚视角”或“内亚观”是冲击单线中国史叙述的一股重要力量。“内亚观”非常重视欧亚腹地作为历史策源地的地理空间，将其表述为“内亚”“中央欧亚”“内陆欧亚”，其地理范围并没有统一性，只是表述了欧亚腹地是游牧力量的中心，具有特殊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点。如以拉铁摩尔表述的“内亚”主要是蒙古、西藏、新疆、东北（满洲），这一广袤的地区适宜与游牧力量的机动性，是他们活跃的历史舞台。“新清史”基于内亚视角挑战了中国史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学界对“新清史”的褒贬不一。

 

　　拉铁摩尔

 

　　罗新主张“内亚性”是中国性的一部分，“那些来自内亚的族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北朝、辽、夏、金、元和清，其历史内容理所当然地洋溢着强烈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深刻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充斥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内亚性不仅是中国性的一部分，而且还深深嵌入中国性之中，罗新教授强调，“虽然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但存在强弱轻重的差别。……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朝，当然是内亚性最强烈的时期，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的时候还相当重要。同时，即使在内亚性最为强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内亚性也有着不均匀的分布。”内亚性并非之于中国性呈现对立的面向，内亚性之于中国史实际是常态化的现象。姚大力认为，对于至今把“中国性”（Chineseness）视为仅仅呈现了“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内亚性”实在是一帖再适宜不过的清醒剂。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

 

　　姚大力还批评将内亚“边疆化”的中国史书写倾向。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则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某种意义上看，“内亚边疆”不仅不应是“中国史”的边缘，还应该处于中国史话语中心。

 

　　内亚视角至少给提供了两个认识和思考“边疆”的重要维度：首先，不能单向度地以中原、汉族为历史叙述的中心。内亚游牧民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如辽、蒙古、元、清，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变成了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的地域今天也被边疆化，是不是贬低了他们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贡献？这也反映了空间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今天的“边疆”在历史上可能是“中心”而非边缘。第二，内亚视角突破中原中心观，同时也挑战了民族主义史观，如何写作一部包含内亚性的中国历史或是中华民族史，就成了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如蒙古史、成吉思汗的定位问题等等。

 

　　无论对于“新清史”突出强调内亚性是否妥当贴切不论，学界对于吸收内亚性进入中国史则具有一定的共识。如鲁西奇在关于“中国核心区”的讨论中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核心区的转移表现出由西北向东北、由关陇向幽燕移动的轨迹，蒙元、满清二代的核心区更是跨越长城，兼括草原与农耕地带，充分说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并不取决于农耕经济的发达与否。韦兵则指出理解中国的“广土众民”，必须理解中国内亚游牧力量的重要性，在“这种夷夏之间对立、互动、互融的势的产物。夷、夏二维，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动态的‘势’去把握”。民族国家的核心区视为只有单“中心”，这是基于西方“线性史观”的一种表达。

 

　　正如以上所讨论的，“汉族史+各少数民族史”、“中原地区史+边疆地区史”、“内亚史+中原史”均会出现时间与空间隔离而产生“碎片化”的问题，避免这种困境而形成“整体史”观，已经成为当下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中国历史叙述中长期沿袭二十四史中业已形成的将中原正统王朝与周边‘四夷’截然两分、彼此割裂开来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中民族及边疆因素长期受到相对忽视的现实，在当前区域民族史编写中，我们不仅需要检讨和反省传统上看待中国区域民族史的视角、立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兼顾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时代特点及需求，另一个重要使命和责任，则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整体过程和面貌的呈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性与区域中国观

 

　　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当时中国理论界一边倒接受苏联民族理论，强调“四个共同”。不过，主持民族识别工作的学者之一的费孝通并没有照搬西方民族理论，“我认为西方民族理论中把‘共同地域’作为民族特征，和政治观念中把国家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概念，使民族要和国家结合成为民族国家，进而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这不就是当前西方民族纠纷连绵不断，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一个原因么？和西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相对照，我觉得我们以‘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地域’为特征的认识是值得深思的。”不把“民族”和“民族地区”视为一个“天然”具有清晰文化与历史边界的地理单元，而是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历史和社会联系的“民族区域”观。

 

　　费孝通明确表态不赞成“分族写志”：“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困惑的问题，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了执笔的人的难题。因之在60年代初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的倡议。看‘民族关系’当然泛指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但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来说主要是和汉族的关系。这个倡议反映了历史研究不宜以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入手。”另一方面，他强调，“所谓的民族地区即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是一个若干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它不仅具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丰富资源，而且和其四周地区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物质和社会关系。因此我从来主张民族研究的对象不应限于单一的民族，而应是一个区域，而一个区域也常常是一个多民族的。”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个“舶来品”，“民族区域”概念，至少是一个已经修正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一般而言，区域史的“区域”，借鉴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概念，表示一个自成系统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在费孝通定义的“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存在和人类活动的自然载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时空单元，是和四周地区存在着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与“民族”概念相比，“区域”可以表达出更复杂、更具伸缩性的时空关联的整体特征，除民族关系外，还可以表达人地关系、社群关系、宗教关系、地域关系、生态关系、业缘关系等等。

 

　　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的看法。关于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而走廊是指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随西北人民解放军进疆并长期担任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师费孝通的思考，他提出在“两大区域”和“三大统一”基础上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特征。

 

　　费孝通

 

　　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这就是“长城—天山”划分的两大农业区和游牧区。“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以后，我国的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这时我国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界线，从长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长达数千公里。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产品，是对方所没有的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由于游牧区不能生产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游牧民族对于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产品的需求是更为迫切的。受客观经济法则的支配，农业区与游牧区以有易无的交易便发生了，而且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品种，愈来愈大，愈来愈多了。”这既不是“阶级斗争史观”，也不是单线的“民族史观”。他在一种日常生活的“长时段”结构中观察历史，“汉、匈关系的主流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对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至于匈奴奴隶主阶级所发动的掠夺性战争，以及汉朝政府所进行的抗击和报复性战争，虽然史不绝书，但它们毕竟不是年年月月都发生的事。而农业区与游牧区的贸易往来却是年年月月都在进行着的。即使双方在不和睦的情况下，这种交流也未曾中断。”

 

　　中国历史书写中常常过于重视中原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的战争，作为大事件来记述，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提出不能把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都写成战争的关系：“我们往往把史料看成类似我们所写的日记。但它所记述的却是特殊的事情，一般的生活琐事是不会记下来的。那么所讲的中原政权与蒙古的攻防、敌对的无数事实，正因为是特殊的现象，所以才在记录上被保存了下来。这样的特殊现象在任何情况下部应该从正常的状态来加以理解，基本的国际关系不是也应当从这种正常状态中去探索吗？那么，对于目前的南北关系来说，什么是正常状态呢？这就是在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圈之间，从相互支援的意义出发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品的交换即在北方草原饲养的马、羊等与中原出产的丝绸和谷物的交换，除这一事实外不会是别的。”这一视角与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之间有某种契合与呼应之处。如果说年鉴学派的一个贡献是，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屋顶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性的因素在推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

 

　　费孝通和谷苞对不同生态环境为依托的地理区域之间关联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给予高度重视，不赞成以单线民族主义时空观念“分族写史”。不过，费孝通注重区域民族走廊的特征；而谷苞则更强调草原游牧区在中国整体性当中的作用。在吸收内亚性进入中国整体史方面，谷苞的思考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基于他多年奔走在天山南北进行实地调查，而且也基于他对于新疆历史表达的关切。其思考的一大突破是对于游牧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首先，在匈奴对于农业区的严重骚扰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农业区和与游牧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是根本的一点。其次，匈奴是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的生计来源，但不是没有其他的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狩猎业等。草原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上述事实，破除了对游牧经济成份单一化的认识。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有“扬农抑牧”的倾向，记述有失实的部分。第三，不能过分低估游牧民的生产技术水平，不能过分低估游牧区的物质文化。谷苞认为，“逐水草而居”的看法是错误的，游牧也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技术，而且游牧业与农业不同，没有农忙和农闲的划分，是一种连续性的生产，一天都不能中断。第四，游牧区内的农业生产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发展缓慢，毕竟还是在发展。破除了游牧区里没有农业区的误区。最后，在北方游牧区形成若干农业区后，结束了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对峙的历史。

 

　　谷苞指出汉文文献存在“扬农抑牧”的倾向，严重低估了游牧社会作用与地位。因此，匈奴冒顿单于统一我国北方的游牧区，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伟大事件。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流行着一种历史的偏见：只承认秦朝统一长城以内农业区的进步意义，而不承认匈奴单于统一长城以外游牧区的进步意义。甚至有的作者把匈奴诬之为中国历史上的消极因素。同样是在中国大地出现的两个统一政权，一则褒之，一则贬之。自然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由此，他提出游牧社会具有历史主体性，与农业区一样，既有各自的中心与边缘，有自身运作的历史规律，有自身的统一过程；另一方面，二者之间还有更高层次的统一，并在这更高层次的统一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三个统一”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曾在这方面取得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全部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可见，“新清史”所强调“内亚性”问题，已经在谷苞的讨论中得以体现。正是“两大区域”和“三大统一”构成了“一体”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性”：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和相互促进。这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大统一思想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真正的大一统应当是游牧与中原两大区域的统一。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归汉，两政权归于统一，国家政权始有农、牧政权合一的性质，实现了国家元首对农业区称皇帝，对畜牧业地区称天子、天可汗、博格达汗等称号，农、牧两个系统的国家元首的称号合于一身。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拉铁摩尔《亚洲的内陆边疆》（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等一系列论述农耕与游牧之历史关系著作的出版，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农耕与游牧的相互冲突与依存乃是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认识到“长城内外是故乡”。李凤山指出，“由于长城南、北两个经济、文化腹心在较长历史时期之内保持着其经济、文化在两大区内的领先地位；由于长城南北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绝大多数时期的政治中心设在长城带的特殊的政治地位，长城带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而谷苞则把天山南北的广大牧区置于与长城南北的并置结构中，而非从属结构，进一步认识到“天山内外是故乡”，这就把中国历史的主体性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之内。借用刘亮程的文学表述或可更好理解这一视角：“到了新疆，你其实是站在了国家的西北角上朝东在看你的祖国，看你的山河，看你的民族的历史，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的眼睛中加上了新疆这六分之一的版图，加上了新疆这两三千年的文化，加上了这些文化所赋予我们的所有内涵。你站在新疆看中国的时候，你的眼睛中不仅仅只有黄河、长江，还会有塔里木河，有额尔齐斯河，有伊犁河；你的眼中不仅仅有黄山、庐山，还会有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你的眼中不仅仅有唐宋诗词，还会知道唐宋诗词之外我们国家的两大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还有维吾尔族悠久的木卡姆诗歌，还有《突厥语大辞典》，还有哈萨克、蒙古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

 

　　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并不妨碍从另一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区域之间的环境、生态和社会差异就是一种历史动力，区域差异越大不同人群接触的动力越足，这正是不同族群形成的动力之源。不同区域之间的接触呈现“深浅不一”的层次感，也就造成中国认同的丰富性。费孝通深有感触的指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这个实体（中华民族）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台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这就为民族学研究者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和课题。

 

　　三、“区域中国”视角下的“边疆”：一种解释路径

 

　　毋庸置疑，作为国家现代政治意义的边疆，是需要予以足够重视的。世界体系与地缘政治是塑造“边疆”的核心力量之一。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历史已经不能脱离世界格局而单独表述了。这一时期，全球化、工业化与海洋的开发密切相关，以海上世界贸易格局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以“长城—天山”一线的游牧、农耕、绿洲互动关系为主的中国历史格局开始发生转变，随着欧亚腹地最后的一个游牧政权准噶尔的消失，南北互动的格局被更大的世界秩序所取代，在欧亚大陆上是俄国与清朝的对峙，强调的是机动性、战略纵深和区域贸易，这都是以陆权为基础。因此，在欧亚腹地建立的伊犁将军——伊犁九城的意义非常重大，成为中国西部疆域建设的先声。不过，当新的世界体系依托海权出现的时候，陆权的意义相对降低，争夺海权是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和现代国家的一个必须的步骤。陆权的压力来自于俄国，海权的压力来自于日本和西方列强。

 

　　另一方面，俄国和日本虽然融入世界体系的程度深，但是，并未占据世界格局的主导地位。俄国是以欧亚大陆为依托的世界体系的中枢，具有一个世界性的战略极；而英国作为岛国，更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形成的“日不落帝国”，依赖于海洋世界体系为依托，构成另一个世界性的战略极；德国与俄国相似，以竞争陆权为中心；而日本则与英国相似，以竞争海权为中心。陆权与海权又相互补充，互为支点。正是在19世纪60至70年代西北边疆危机与东南海疆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我国国防布局被迫调整，左宗棠西征过程中朝廷内出现的“海防、塞防之争”，集中反映清王朝国防布局转化、海陆两线防御的局促与紧张，但同时也确定了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崛起的抗争中，作为欧亚大陆东部临海的传统陆权国家，广阔的大陆纵深与漫长海岸线两大新老地缘政治要素，共同成为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海防、塞防并重”成为未来中国国防战略基调。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同时海权时代和陆权时代的压力，以至于在左宗棠谋划收复新疆时，爆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通过左宗棠收复新疆，某种意义上使得中国的陆权得以维持；而海权的压力则来自日本，日本成为侵华的急先锋，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同时，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的支持下，最终获得了胜利。解放战争中，中共击败英美支持的国民党，解放了大西北，和平解放新疆，新中国基本上恢复了陆权与海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战略极，这令苏联和西方世界都感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新疆，成为中国陆权和海权的交汇区，“在中国的对外战争和对外贸易牵涉到陆地边界的不同时期，新疆是边疆的关键部分。十九世纪，当中国的沿海通商港口受到外国势力支配时，新疆的重要地位下降了。现在新疆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因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整个边疆地带，已经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平衡的前沿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边疆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权重”。

 

　　另一方面，政治地理的“边疆观”，必须与文化和经济等有所区分，不能等同，如经济不一定“边疆化”，文化也是如此，否则就陷入了“传统边疆观”的陷阱。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的概念，实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接口的体系，其内涵的复杂程度与系统性，不是单一接口的体系可比，竟延续两千多年！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不是单线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今天，不能以“政治边疆”来完全替代经济与文化话语，必须思考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思考这一问题。

 

　　如果从谷苞的“两大区域”和“三大统一”的“区域中国”视角，无疑能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第一，无论是在大一统时代，还是在农业政权控制中央、或是游牧政权控制中央的时代，“边疆”民族都是在“大中国”的历史空间之内，少数民族主动参与国家历史进程，具有历史主体性。

 

　　第二，避免单线的民族主义眼光。当前的书写中常常基于“中原”和“四裔”的划分来讨论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很容易把中原等于中国，把少数民族政权等于“外国”，这是代之以单线民族主义的逻辑，出现排斥少数民族的立场，将其“边缘化”。

 

　　第三，提供了不采用西方的“共同地域”的逻辑的理论依据，而是采用“民族聚居区”的中国经验。一方面表达了“少数民族聚集区”既有浓厚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多民族聚居区”的区域性。

 

　　第四，把区域地方经验融入民族观，民族形成过程中，也有历史的深浅不一的过程。因此，“民族”内部也有统一性、区域性和多样性。中亚史家魏良弢先生指出，“在中亚的‘伊斯兰化’已经不是阿拉伯式的伊斯兰化。而是中亚式的‘伊斯兰化’即建立在粟特—波斯—希腊—突厥—中原多层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伊斯兰化’。”

 

　　可以说，“区域中国”从学理上看，避免了传统“边疆观”的窘境，可以在区域的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形成“从中心看边疆”、“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更为广阔的多维视角，从而在整体史视野下理解和书写“中心”和“四裔”的历史。

 

　　今天在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中，“边疆”意义已经发生转化，新疆从“边疆”转为“核心区”，不仅标志着国家地缘战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开放一大变化，而且“核心区”建设更应该成为边疆各民族身份与意识转化的契机，无论是群体之间还是个体之间，都理解、认同和支持“核心人”，而非“边疆人”。使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的战略。以前的“边疆”与“中心”的秩序安排，前者比后者在文化和政治上低一个等级，而“核心区”建设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边疆变中心”，更需要提供不同层次的知识和话语的支持。前贤谷苞先生提出的“区域中国观”则蕴含了提供表达这种积极意义的理论取向和话语路径，在反思“中原中心观”和“欧洲中心观”的基础上，把游牧社会史作为中国整体史的一部分重新予以重视和加以表述。不过，要试图建立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话语体系和史观，这一工作还是极为艰难的，还需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无论如何，先贤与时贤的勇气和努力值得敬佩和追随！